可以做娱乐，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我说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我单纯了，也才成了我今天的我。 　　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还说，我说30来岁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有很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的机会，我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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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电视台连股级干部都不是，就是绝对本科的同事。 　　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我现在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一个减法的结果。 　　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产生一种感受，一切我都应该得到，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万别，也要学会做减法。 　　就是在那个时候，快到30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1996年，看奥运会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这部长篇小说里头，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曾国藩给自己的书房题名“求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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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阙是缺少，花未全开月未圆——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没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 　　毁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就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也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接下来咱们看40岁。 　　人到40岁反而困惑了，要和自己对话 　　40岁没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是开论幸福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但我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36、7岁就在困惑，我干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很物质，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 　　当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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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还包括这个时代。巧了，我今年50整，中国的改革40岁，到底是不惑还是困惑？我觉得走过40年道路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给予了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是焦虑和困惑增加了。 　　我们以为强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结果发现物质不过是打了一个底，原来在物质上脱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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