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中，于敏是一位比较年轻的科学家，一是因为年龄相对较小，二是因为其学历也较低，因为在这个高学历群体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是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那他的“两弹一星”的科学人生是怎样炼成的呢？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于敏（1926—2019）是河北宁河人，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普通职员家庭，其小学时期就是在家乡芦台镇度过的，1941年投奔在天津工作的父亲，先后就读于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私立木斋中学和河北省私立耀华中学校，无论其就读哪所学校，皆因学习成绩优异而闻名全校，并于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他是在得到其同学父亲的资助下，才得以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读书。

于敏与父母合影

1946年秋，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复校，由物理学家饶毓泰出任理学院院长，于敏出于对物理学的兴趣和热爱，遂由工学院电机系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就读，同时辞谢资助人的资助而依靠助学金读书，当时物理系正在重新恢复昔日辉煌，教授只有饶毓泰、郑华炽、赵广增、马大猷等人，于敏在物理系读书期间，尤其对量子场理论等前沿学科最为感兴趣。

1949年夏，于敏从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了张宗燧教授的研究生，并同时在物理系兼任助教，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和工作，并师从导师张宗燧教授研究理论物理，而此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已是人才济济，因为相继有张宗燧、江安才、胡宁、朱光亚、虞福春等知名学者回国加盟，物理系教授阵容才逐渐恢复并壮大起来。

张宗燧教授

张宗燧乃是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教授，当年曾考取竞争极为激烈的“留美庚款”，因当时欧洲物理领先于美国，遂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又转而又考取了“留英庚款”，在英国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拉尔夫·福勒教授，并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曾是第一个走上剑桥讲坛的中国人。

在导师福勒教授的推荐下，张宗燧曾前往丹麦师从物理大师尼尔斯·玻尔学习量子理论，并与导师玻尔一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甚至就住在玻尔的家里，可见玻尔对他的赏识，张宗燧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还受到现代物理学大师狄拉克、泡利、罗森菲尔德、维克、莫勒、威尔逊等人的影响，从事新兴的理论物理研究。

由于张宗燧生病之故，于敏又开始师从导师胡宁教授，胡宁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曾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指导下从事流体力学湍流理论方面的研究。

胡宁教授

胡宁曾于1941年赴美入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师从物理大师冯·卡门和爱泼斯坦研究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和原子核的量子理论，并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师从物理大师泡利研究介子的核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师从尼尔斯·玻尔从事S矩阵的理论研究。

尽管于敏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但他的导师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都曾是世界级物理大师的弟子，而他们所研究的课题也都是世界物理学领域最顶尖的前沿课题，于敏在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能够接触并深入世界物理学领域最顶级前沿，其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就颇具高水准学术价值。

青年时期于敏

于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核物理领域做出卓越的成就，一定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其内因就是他的聪颖、勤奋和钻研，当年曾有一次颇有难度的考试，全班平均成绩仅20分，而于敏却考了100分，并且比第二名多出40分，由此可以看出于敏的出类拔萃，以致导师张宗燧教授对其赞赏有加，称他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1951年夏，于敏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该所由吴有训出任所长，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出任副所长，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物理学家，而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于敏能够被遴选并调入该所工作，没有一点真才实学也绝无可能调入该所工作。

在彭桓武副所长的领导之下，于敏开始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彭桓武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身，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曾师从德国物理大师马克斯·玻恩教授研究固体物理和量子场论的研究。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彭桓武曾两度在奥地利物理大师埃尔文·薛定谔出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关于介子的HHP理论的研究，而薛定谔曾于1945年与马克斯·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

1956年，刚刚三十而立的于敏被晋升为副研究员，1960年底被钱三强选中参加氢弹理论探索组，从此开始隐姓埋名从事氢弹技术原理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当年凡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人，其名字和身份都是极为严格保密的，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

中年时期于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之所以下决心研发核武器，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世界环境决定的，既是为了防止核讹诈，也是为了保卫疆土不被侵犯，第二机械工业部就是国家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的部门，而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是中国核武器的总规划师，负责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规划、设计和研制，在所有部级领导当中，只有钱三强是核物理学家，其他领导都是门外汉。

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1965年初，于敏正式出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也就是在这一年10月，于敏提出了从基本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设想，在氢弹理论研究上得以突破，被业界人士称之为“于敏构型”，当时全世界也只有两种氢弹构型，而中国的“于敏构型”要优于美国的“T-U构型”，因为“于敏构型”更趋于小型和实用。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在中国西北罗布泊核武器研制基地，由空军飞行员徐克江投掷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七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法国则用了八年零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二年零8个月，成为从研制原子弹到研制出氢弹最快的国家，这一成绩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于敏在研制氢弹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对于敏的特殊贡献，他的直接领导彭桓武是这样评价的：“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而世界物理大师尼尔斯·玻尔之子奥格·尼尔斯·玻尔则称于敏是“中国氢弹之父”，这个小玻尔也是子承父业，成为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并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于敏的高度评价，代表了世界物理学界的认识和看法，可谓是名副其实。

但在中国的国情之下，于敏却婉拒了“中国氢弹之父”这样的称谓，他曾这样说：“这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因为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于敏

于敏对于研制中国第一颗氢弹独特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国家也给予了于敏许多荣誉称号，但只有“中国氢弹之父”这个称谓，才是世界性的评价，因为也只有这个称谓，才能让世界知道中国科学家于敏的价值。

2019年1月16日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他的名字再一次激起国人对他的关注，也成为各类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国人能够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科学家群体，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

送别于敏

“于家为国铸重器，宁静致远宏谋动天地；敏思笃行创伟业，科学求实精神炳千秋”，这幅悬挂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沉痛悼念于敏同志”告别仪式两侧的挽联，可以说是于敏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而“于敏”二字也被巧妙地嵌入这幅挽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