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匈奴王号“单于”，王后则称“阏氏”，如西汉时王昭君出塞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后号“宁胡阏氏”，这都是古代史的常识。晚清女诗人薛绍徽跟随她的外交官丈夫陈寿彭出使欧洲，写了一阙词《八宝妆》，其中还将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称作“阏氏”。由于这是对早已失传的古匈奴语的音译，因而都有特殊读音，《现代汉语大词典》和《辞源》等各种工具书都标注“阏氏”当读如焉支，为人所信从。然而，这个读法其实是错的。

最早训释“阏氏”音义的是唐代司马贞撰写的三十卷《史记索隐》，在《史记·匈奴列传》下，他对“阏氏”的注解是：“旧音於连、於曷反二音。匈奴皇后号也。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挼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过见烟肢，今日始视红蓝，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此说影响深远，何云《阏氏考略》中甚至发挥想象力说：“匈奴单于的嫡妻，自然天生丽质堪与胭脂相媲美，然而以皇后的尊贵，名之为胭脂却显得稍欠庄雅。于是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字名之，易之为‘阏氏’，读音依旧，隐然含红蓝之意而无‘胭脂’之俗。”

后世将“阏氏”读如“焉支”，也是据此。习凿齿虽是著名史学家，但作为四世纪的东晋人，他所生活的时代、地域均与汉代匈奴有了很大距离，所谓“阏氏”是因可爱如胭脂，不免想当然。“阏”的声符“於”上古音属元部或月部（影母这两韵可对转），而“胭”的声符“因”属真部，在几百年前的西汉时期读音可想仍不一样，只有到了东晋南朝这样的中古早期，才被混同起来。

这一读错，千余年来陈陈相因，不仅《康熙字典》采纳旧说，而且现代工具书中也相沿不改。至迟到北宋《广韵》就已搞不大清楚，对“阏”的注解是：“乌前切，烟小韵。阏氏，单于适妻也，氏音支。”但同时又另注：“於乾切，焉小韵。阏氏，单于妻，又音遏。”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正是根据《广韵》对“阏”字拟构了四个上古音：元部的qran（对应《广韵》小韵焉）、qe:n（对应小韵烟）；月部的qa:d（对应小韵遏）、qad（对应小韵谒）。这里的问题在于，“於”字在后世确实出现了元/真部读音混同的现象（如“烟”即烟草之“烟”的异体字），但“阏”在上古时本音属影母月部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只有“乌割切”一个读音——在用作音译外来词时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新罗王朝始祖朴赫居世之妻阏英夫人，是《三国史记》用汉文记录下来的，但韩语中读作Aryeong。在“阏氏”的读音上，准确的读法很可能也不是“於连反”（焉），而是“於曷反”（遏）。《史记·匈奴列传》索隐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注脚：“阏氏，旧音曷氏”，这其实才是这个词的原始发音。

学界对此也早有怀疑。刘文性在《焉支语义及语源之我见》、《“阏氏”语义语源及读音之思考》两文中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焉支（胭脂）”一词出自东伊朗语系的大月氏人，而“阏氏”则是匈奴语，两者不可能谐音；继而举证史料认为，至少在东汉以前，“阏”和“遏”是同音同义的，在使用场合上可相互通假。他明确主张，“阏氏”一词最准确的原始读音应为“遏迄”，源出突厥语族，其最初含义是“保管家财的人”，并由此衍生出妻（妾）、夫人、内人、内当家等含义。不过，较有争议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个词的词义同皇后一语无关”，理由是只有皇帝的原配才能称皇后，而当时奴隶制、乱婚制的匈奴社会根本“连封建社会的边缘都不曾涉足”，也就谈不上有这样相应的称号。

刘先生的考证确实廓清了这个问题上的很多迷雾，尤其是“阏氏”一词的确切读音，并判定习凿齿的解释全属一种“通俗语源学”的误解。但要说“阏氏”并非皇后之意，这就不免有几分拘泥。事实上，现代土耳其语中王后、皇后便称作ece——1932年土耳其姑娘科瑞曼·哈里斯（KerimanHalis）在环球小姐选美竞赛中封后，两年后土耳其立法规定每个人必须有姓氏，国父凯末尔宣布科瑞曼的姓氏便是Ece，意为皇后，这作为她的家姓一直保留下来。假定“阏氏”在汉代确实读如遏氏，那根据郑张尚芳拟音应为**qa:d-kje，那这与土耳其语的ece可说相当接近。

不仅突厥语族如此，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里，对“母亲”也称作eje/eej（汉语常译作“额吉”）。蒙古语中Ezegdai意为“主妇、正室妻子”（dai是蒙语后缀，犹言“人”）。在蒙古-突厥系神话中的大地女神Umai被尊称为Ece，古突厥语的eçe一词也是“母亲”的意思。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既称“阏氏，匈奴皇后号也”，又明确指出母阏氏是“单于之母也”，便是因此。

中国古典文史是王维堤所长，因此他精于辨析这些资料的细微含义，但他在论证这样一个源自外族的词汇时，既未联系阿尔泰语系词汇来印证，也没有考虑人际称谓在社会语境中的变迁，仅根据对正史典籍不同记载的比照来得出结论，未为通达之解。

阏氏在当时并非专指单于正妻，这是很好理解的。匈奴社会当时还相当淳朴，等级制并不明显，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一书所指出的，两汉时期的匈奴其实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松散政体，与中原在战国时代就已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完全不同，当时的匈奴骑兵从不与汉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因为这样一种政体下的军事统帅并不拥有绝对权威来命令士兵进行殊死搏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尚未发展出严格等级制的称呼，名号并无特殊讲究，单于、下属贵族之妻都可称作“阏氏”，因为这本来就是通称。试比较另一情形就可明白：王昭君嫁匈奴单于后，所生二女名为须卜居次、当于居次，因为她们分别嫁给匈奴须卜氏、当于氏，而“居次”在突厥语系中并非是对“公主”的尊称，仅是“女儿、姑娘”之意。柯尔克孜族传说其祖先是“四十个姑娘”，原因就在于“克孜”（kiz）一词在突厥系语言中指“姑娘”。

这种语义演变不仅突厥系民族如此。英语的queen（王后、皇后、女王），源出古英语cwen，意为“国家的女性统治者，妇女，妻子”（femalerulerofastate,woman,wife），其原日耳曼语形式是*kwoeniz（源出古撒克逊语quan，“妻子”），这个词最终可追溯到原始印欧语词根*gwen-，意为“妇女”（woman）。根据现代英语词源的研究，英语queen的最初含义可能就只是“妻子”，只是到古英语中才被用来专指“国王的妻子”（wifeofaking）。在印欧语系中，像英语这样单独有一个词来指称“王后、女王”的语言并不多，其他不少词语中对这一职位的称呼大多衍生自“国王”一词本身，如古挪威语drottning（王后，也指“主妇”）明显派生自drottinn（“master”，统治者）。汉语与后一种情形更接近：“后”字与“司”同源，本指发号施令的掌权者，因此上古并非特指王后，像中国农业始祖后稷也被冠以“后”的尊称，但他是男性。也因此，商代的“后母戊大方鼎”一度被误认为是“司母戊”——其时统治者的正妻也往往仅被称作“母”。

很多等级身份的专称，最初都是由通称演变而来，这都是不足为怪的现象。如汉语的“爷”本指父亲或祖父，但元代之后“老爷”变成对显贵的敬称；“丫头”在吴语崇明方言中迄今仍指“女儿”，有些方言中也可指小女孩，但在古代也指婢女。无独有偶，11世纪维族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kïz一词也兼有“女仆，丫环，婢女；姑娘”等不同含义，而另一个词条kis则指“妻子、内人”，这意味着一个原始词语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时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北京大学蒙语教师道宝臣曾怀疑，蒙语对母亲的称呼eje（额吉）与匈奴语阏氏谐音，推想“阏氏”的本义也可能是母亲之意，犹如旧时汉语称皇后为“娘娘”，这个推测是很有道理的。可能也正因“阏氏”原本只是通称，所以当北方游牧社会进一步发展到北朝那样集权化的社会时，新的称呼随之出现，那就是“可敦”。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引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之说，认为北朝的赫连皇后之名“可孙”（kasun）并非其本名，而是代语“皇后”，“与吐谷浑语之‘恪尊’（Katsun），突厥语之‘可敦’（Katun），蒙古语之Khatun（皇后、公主、贵妇人），土耳其语之Katun（妻），皆同一原语。”

因此，匈奴“阏氏”的本义的确并非专指“皇后”，但忽视语义源流演变而孤立地看待其语义，同样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即便是中原汉地这样政治进程远比匈奴成熟的社会，很多称谓的演变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众所周知，“朕”字在先秦可广泛用于自称（如屈原《离骚》），到秦始皇时才规定为皇帝专用，但汉代太后仍能自称为“朕”。“臣”也曾是宗法制社会下隶属者的普遍称呼，白芳在《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在秦汉时代，“谦称称谓的‘臣’不仅适用于寻常百姓，也适用于社会上层人物；不但位低者对位高者自谦称‘臣’，而且有时长辈对晚辈也会自谦称‘臣’”，只是到了南北朝时代为了防止僭越，才规定“唯有官员与君主之间可用‘臣’的称谓，一般人不准以此相称”，此后以法律形式编入《唐六典》中，明确规定“百官于皇帝皆称臣”。

明乎此，两汉时期匈奴单于、贵族的妻妾母亲被通称为“阏氏”，实不足怪；但要说“阏氏不是皇后”，那这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称号了。司马贞、颜师古将“阏氏”解释为“匈奴皇后号”，其实也没错，只不过那是一种不严格的比照，一如希罗多德将埃及的太阳神也按希腊人的习惯称作“阿波罗”。由于汉帝国与匈奴社会的差异，“阏氏”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严格的对应称谓。确切的解释是：在当时匈奴社会中，人们对妻子、主妇、母亲的身份并未特意加以区分，而统治集团也尚未将社会等级通过称谓专门化的方式予以明确，这和匈奴社会作为松散部落联盟的性质正相符合。尽管如此，“阏氏”这一称呼还是流传了下来，并分化为蒙古语中对主妇、母亲的称呼以及现代土耳其语中对王后、皇后的称号。

（本文原题《阙氏考》，有注释，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