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著名演员杨在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忙活了一整天，回到驻地就收到一叠观众来信。

他像往常一样，怀着激动心情拆开信件，可是所有内容，都令他大吃一惊。

杨在葆

所有的来信全在质问，甚至还有人骂他不要脸，昧着良心赚黑心钱。

自从在电影《红日》出演解放军连长石东根，喜获成功一炮走红后，他就一直深受广大电影观众喜欢。

他也更加勤恳工作，在银幕上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鲜活形象，总是源源不断收到赞扬信，今天为何陡然逆转，都来骂他？

杨在葆百思不得其解，心烦气躁地点上一根烟，努力寻找答案。

没过多久，新婚妻子陈丽明就推门回家，递给他一本杂志。那是她特意从外边买回来的。

杨在葆和陈丽明

随手接过杂志，根本就不用翻开，杨在葆就陡然明白了一切，难怪群众来信骂他不要脸。

这是一本1986年第5期《啄木鸟》杂志。只见封底上整版刊印着杨在葆的彩色照片，喷发出饱满的阳刚之气。

但令他愤怒的是，在照片下端，不仅印有“阳春口服液”五个醒目大字，还打出一行广告词，尽力宣传这个口服液，说它是治疗因肾阳不足引起的失眠、健忘症的必备品，特别是对治疗阳萎早泄有奇效。

这不是在冒用我照片，故意干着骗人的把戏吗？杨在葆怒不可遏，恨不得撕了它，猛然一拳砸在桌上。

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公众形象已经被玷污。这可怎么办呢？

当时国内市场经济正逐步兴起，广告行业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多商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也开始主动与广告业进行合作。大红特红的那些演艺界名人，自然而然就成了香饽饽。

杨在葆

但是，当时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法制还不太健全，一些人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并不太高。所以，人们对名人介入广告行业褒贬不一。

杨在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既不愿意与广告商合作，也不反对别人利用做广告的机会去赚外快。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但是无论如何，那种靠卖名图财的事，杨在葆是绝对不会干的。

杨在葆是当时中国演艺界的顶级明星，获得过一次“金鸡奖”，两次“百花奖”。这都是国内电影界的最高奖项。此外，他还获得过“新时期十年电影奖”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奖。

杨在葆获奖

自从在电影《红日》里一炮走红后，他后来又先后在《原野》中扮演仇虎、《血总是热的》中扮演王心刚，《双雄会》中扮演张献忠、《代理市长》中扮演肖子云等角色，全部获得成功。

杨在葆虽然从来不愿与任何一个商家合作，但他是中国电影界最顶级的明星，拥有海量粉丝，拥有超级流量，因此有些想赚黑心钱的商家，总是想着各种各样的野路子，偷偷利用他的名人效应，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在不久前，杨在葆带着一班人前往安徽，为电影《党小组》拍摄分镜头。在这期间就发生过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

有一天，他们到驻地餐厅吃饭。隔壁桌上摆满了酒，有几个人特意来请杨在葆。

杨在葆平时并不爱喝酒，就不想去凑热闹。但这些人轮番邀请，显得非常真诚，还说这是家乡的酒，代表着家乡人的深情厚意，请一定尝一尝。

盛情难却，杨在葆只好接过他们递来的酒。刚尝了一口，几个人同声问：“这酒怎么样？”

杨在葆就随口那么一说：“很好！”

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电视台就播出了杨在葆举杯品尝美酒，并称赞它“很好，很好”的广告。

得知此事，可把杨在葆气坏了。他觉得自己上了骗子的当，人格受到了侮辱，社会形象受到了诋毁。

于是他找有关部门反应情况，要求更正。费了很大周折，电视台才最终播放了八秒钟的文字更正。

一波刚平息，一波又起。怎不叫杨在葆心烦意乱。

就在杨在葆倍感屈侮的时候，好友公英敲门来访。他也是得知此事，怕他着急，专程来看望他的。

你最后打算怎么办？公英先是宽慰了他一阵，接着就关切地问他。

杨在葆拍着胸膊说：“为人不做亏心事，我无愧于培养我进步的国家，也无愧于支持我的观众，照说这件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他仍然是那么激动，所以接着又说：“但是我反复想了，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不能总这么被动应付。我得主动站出来，主动出击，把它诉诸法律。”

“好，既然你能这么想，我坚决支持你。不给这些人一点教训，他们是不会长记性的。”

公英是懂法律的人，也认为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是真佳手段。

在公英的支持下，杨在葆毫不犹豫走进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庭的同志接待了他。不仅认真听取了他的口头述说，也仔细审查了他提交的书面起诉书，决定受理此案。

杨在葆执导的电影《党小组》，当时正好处于攻坚阶段，他平时忙得很，自己哪有精力去应付打官司这个事呢？

于是，他就委托公英担任自己的诉讼代理人。毕竟公英也懂点法律呢。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能不佩服媒体挖掘消息的能力。

由于媒体的报道，“电影明星杨在葆告状”的消息开始满天飞舞，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

虽然大多数人赞成杨在葆打这个官司，但也有一些人说风凉话，认为他是在借机出风头。

这个事不仅传遍国内，还很快传到海外，就连《》也派记者对社会舆论进行了全面调查。可调查结果一经发布，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面针记者的采访，作为被告的广告设计者，居然说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侵犯肖像权”的说法。

那个设计者还振振有辞地说：我从事广告设计已有40多年，从来都是这么干的，怎么突然就成为违法的事了呢？

这不是法盲又是什么？可在改革开放之初，这样的法盲当时并不少见，人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针对杨在葆告状一事，尽管人们当时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一些并不利于杨在葆的消极言论。

但这并不能改变杨在葆依法维权的决心。

法院民事庭的工作人员不辞劳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针对被告对此案的错误认识，法官严辞义正地告诉他们：擅用他人肖像权进行商业活动，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

法院还借助这个案件被曝光的机会，通过媒体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普法：依据《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侵犯者必须赔礼道赚，并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

在法院的教育下，侵权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犯了法，也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已给原告杨在葆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失，表示愿意公开承认错误，愿意赔礼道歉，也愿意赔偿经济损失。

法官向杨在葆委托代理人公英，及时转达了被告的态度。

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公英再次指出：被告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杨在葆的人身权利，还损害了他的个人名誉和社会公众形象，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这也是对我国电影事业的间接伤害。

公英的观点自然得到法院的赞同，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考虑到被告已认识到违法错误，也愿意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建议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处理此案。

鉴于对方已经认错，也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消除杨在葆的负面影响，杨在葆大度地接受了法院的建议，同意双方调解。

在法院的调解下，被告方作出如下承诺：销毁所有侵权广告文案，清理并全面修订即将产生的所有广告设计，通过媒体向原告公开道歉，主动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杨在葆告状案”以杨在葆的全面胜利，最终结案。

其实他告状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到经济赔偿，虽然他当时的家庭的确困难。他只是想借助告状这个机会，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的不良事件。

所以，杨在葆在对方作出公开赔道歉的承诺后，主动宣布放弃理应得到的经济赔偿。

杨在葆的高风亮节，得到法院的赞赏，被告方更是感动得热泪滚烫。他的大度无私当然也得到那些永远热爱他、尊敬他的观众的广泛点赞。

经过调解，法院最终作出这样的裁定：勒令中国广告艺术公司和《啄木鸟》杂志，在《啄木鸟》杂志的封底，用与侵害杨在葆的广告同样大小的篇幅，公开刊登向杨在葆道歉的声明，发行数量不得少于1986年第5期。

“杨在葆告状案”虽然尘埃落定，但它在很长时间，仍然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因为这个案件在当时的中国法律界，的确具有标本性意义。它是改革开放后，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民事案件。

杨在葆全家福

正是这个案件的受理与调解，引发了人们对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正确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为普法作出了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的进步。